但是显然回避了实质性问题。
作为临时性宪法，1949年的《共同纲领》不仅是民主立宪建国的基本标志，而且是建国初期的一切法制的基础，[2]它确立了新中国宪法政治的良好起点。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正在酝酿修改，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政法制度）特别是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建设，需要通过修改两院组织法定位两院角色。
这个体系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将公民政治权利纳入了由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构筑的权利框架，通过发展宪法政治改善政治生活，以宪政促进和规范民主，公民政治权利的效应日益凸现。选举法在最新修改中规定农村和城市人口按同样比例选举代表，消除了城乡在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差别和歧视，解决了长期受到质疑的平等选举问题。但起步不久的中国宪法政治之路并不平坦，在二十年的政治运动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宪法被弃、宪政不存。四、不断完善的国家政权体系1949年的《共同纲领》与先期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对国家政权体系做了比较系统的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同时又是一类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制度。
[7]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修正案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本级选举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所辖的下一级各行政区域或者各选区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宪法相关法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法律部门，在已经形成的法律体系中，宪法是统帅，宪法相关法是主干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纲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转向现代化建设。
在此过程中，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公开、明确的一般性规则支配，公民的自由、财产和生命得不到保障，能够带来稳定预期的社会秩序无法实现，所有这些，终将削弱当政者的政治合法性。所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我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目标前者确实有司法解释用语的特点，因为起草者是站在法院的立场上。而该条司法解释将其规定为按第一顺序清偿，无疑是对法律规定的突破。
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第四，法释(1999]7号批复坚持了最高人民法院一贯原则立场。
因此，借款人履行还款义务是法定义务。综合判断，该条解释属于根据已往司法解释进行司法造法的一种形态。在严谨和专业程度上，与最高人民法院裁判相比，司法解释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习惯法的条件要求来起草立法性司法解释，既解决了其法律效力的来源，也增强其权威性。
如果此种理解没有错误的话，则司法解释在具体表述上以人民法院在何种条件下保护担保物权为表达方式 就能避免这种立法性质吗？对照司法解释的表述与物权法的表述（前者是从正面规定担保物权在何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根据司法解释起草参与者所做的解读，有的被开办单位向社会或者向企业内部职工集资或者借款而未偿还的，一旦企业破产，使债权人蒙受重大损失。[5]这样，首先需要探讨的是，此种情况是否属于漏洞补充？要理解这个问题，就要从何为授权型漏洞入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的精神，该还款协议应受法律保护。
由于诚实信用原则等一般条款可能的文义难以确定，学说上也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避，因此依据一般条款是依据纯粹解释方法和漏洞补充的常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时才不得不考虑的方法。例如，《海商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了托运人对托运的货物有妥善包装并提供货物品名、标志、包数或者件数、重量或者体积的正确资料，如果包装不良或者提供的上述资料不正确，对承运人造成损失的，托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
[40]此种观点确实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但是，笔者认为，习惯法应是针对尚未得到立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正式颁布的习惯，而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完全是司法机关正式公布的，是创设规则式的具有相当普遍法律效力的规范，与习惯法有着本质的区别。[8]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解答》第四条之(二)的适用是长期的，而非短期的，至今仍被作为有约束力的规范。解读并没有对此作出界定。同时，《物权法》第202条规定了抵押权应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进而也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司法解释不存在侵犯立法权的问题。相比之下，在李国光主编的有关该司法解释的书中说得倒是坦诚得多：[8]司法解释这样规定，在我国现行担保法中没有立法上的依据。其认为，必要的理由有三，即交易的必要性、事物的本性及法伦理的原理。
[20]显然，该条解释考虑了社会影响、政策因素，但是很难划归单纯解释或法律漏洞补充。正因为是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不是已经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债务，所以才得出受法律保护的结论。
该批复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法律效果，二是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据此，其将制定法外的法发展形成分为三类：其一，考虑交易必要性的法发展形成。
注释:[1]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米山隆译，劲草书房1991年版，第622～623页，转引自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因为根据过去的做法，如果开办单位承诺投入注册资金，但并没有投足或根本没投，须补足后方可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
对该条规定，用体系解释方法分析可以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既包括通过人民法院保护债权的情形，也包括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债权人丧失胜诉权）、债务人自愿履行的情形。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道理很简单，批复的制定者没有按形式逻辑思维，而是考虑了许多其他因素。《担保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让，资产管理公司受让设有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后，因有《担保法》的规定，基本上行使不了抵押权。并且举例说明：日本民法典关于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范围，未设任何规定，而由准立法者对此问题担任最终解释者。
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该条是关于当事人约定或者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担保期间对担保物权存续的法律效力及担保物权受司法保护期间的规定。
[22]参见奚晓明主编：《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民商事卷（新编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714—715页。《海商法》规定了承运人就海上货物运输中的特定情形[21]享有向托运人、收货人和提单持有人的赔偿请求权，但没有明确此种权利行使的时效期间。
但是显然回避了实质性问题。这显然是对现行法律公然修改的一个借口。
但是，这种技术上的区别能够掩盖实质上的一致吗？[10]黄松有主编：《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民事卷（新编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这是因为只要义务人不依法履行义务，权利人的民事实体权利不因时效届满而消灭。但实际状况果真如此吗？要回答此问题，或许可以通过对司法解释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答案。而许多审判一线的法官，在习惯了有疑难案件先找司法解释，无解释再找法的思维下，更是对司法造法产生了无比依恋，而鲜有批判的精神了。
因此，司法解释也完全可以具有习惯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也可能形成我国的习惯法。如果以此界定来看，担保物权期间是否属于立法者任由解释者进行价值判断，而不设任何规定的情形呢？在说明此问题前，有必要看解读撰写者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
如果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则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4）对担保物权存续期间的规定有立法性质。
表面看来，是有社会学考量，也有利益衡量，但是对于解释方法的认定既不能认为采取了社会学解释方法，也不能认为是对法律漏洞的补充。在《解答》发布五年后，中国人民银行才于1995年发布了部门规章性质的《贷款通则》，其中第61条规定：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
